[16]其次，关于邻里纠纷的案件，也是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

这里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国家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它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人为构造的？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如系前者，人权就不可能穿越民族国家的壁垒。法律原则是民主原则的另一面，如果离开法律形式，民主原则就无法具体实行，这两个原则共处一体，互相实现。

他主张，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之后，只是把一般的权利加以转让，而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基本的权利则仍然继续保留在自己的手里。（2）对人权的标准达成意见一致，因为对世界不同区域或国家对基本人权的解解目前还存有争议。当然，在遇到像沃伦那样特别重视权利的大法官及其所主持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新的权利确实可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法官扮演权利赋予者的角色毕竟会招来诸多责难，被认为是对议会权力的"篡夺"和对民主价值的破坏。因为"相互授予权利这个环节仍然是一种比喻性事件"，"如果不建立一个国家权力机构或不发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功能"，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持久确立"。为了强化世界范围的人权保护，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把处于国际关系状态的人权保护转变成"世界内政"。

当代中国对于民主问题的强调和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无疑是一种十分正确和及时的选择。第三，个人在行使权利时会与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因而需要界定个人的权利界限，协调人际权利冲突，并为每个权利的享有者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于是引出了客观法的概念。第二、三部分均体现了法国大革命以降宪法文本中蕴含的原则，马尔贝格试图论证，从实证法中提炼出的国家的法律理论根植于1789年大革命以来的法律原则。

在卢梭所倡导的人民主权学说下，个人仅是松散的组织（Association），而不是统一的聚合体（Corportation），不能形成比成员更高层次的人，国家的概念难以确认。[15] 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国民只得通过代表行使其权力。[25] 三、国民主权下的国家：权力主体的法律人格化 在国民主权理论下，国家概念的提出及证成便成为后续重要的学术命题，因为在实证主义的视角下，事实与法律区分给国家主权主体提出了新问题，即在事实层面上，国民是个人的聚合体（corps dindividus），不具任何法律意义。马尔贝格坚决反对狄骥这一观点。

马尔贝格认为，仅仅在代表制下，国民和代表才是统一体（Unité），代表的意志是国民意志的表达。[29]但马尔贝格并未沿袭学界同行立足经验或本体论的论证逻辑，而完全立足纯粹法律的立场。

[59]马尔贝格所处的第三共和国，正是波尔多学派最鼎盛的时期，引领着法国最主流的思想前沿。[67] 同前注34，王天华文。1900~1914年，马尔贝格写下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国家一般理论研究》（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état）2卷本[5]，提出了有限权力说，即国家不应是利维坦，而是应受限制、排除任何绝对权力的法人。[68] 参见林来梵: 《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3] E.Maulin, La théorie de lEtat de Carré de Malberg, PUF, 2003,p.2. [4] D.Grimme, Une lecture allemande de Léon DUGUIT,Revue du droit public,no1,2016,p.187. [5] 本书全名为《法国公法领域中的一般国家理论（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Etat spécialement daprès les données du droit public français ）》，分为2卷，分别在1920年和1922年出版，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的作品。在国家机关理论中，马尔贝格试图将每个国家机关都限定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运行，再从抽象意义上将所有机关（器官）整合为国家法人。寻求法律依据遂是马尔贝格所有作品的一大主线。因此，马尔贝格的国家法人说为完善中国时下的国家责任制度、呼吁国家自觉承担责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证成。

第三，在大革命宪法文件的语义下重新阐释国家机关理论。例如，著名学者勒内·卡比当（René Capitant）便从马尔贝格的思想体系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其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制度批判，从而主张第五共和国宪制结构中议会立法权应受到控制，这是建构高效、有限国家的重要因素。

马尔贝格也承认国家起源是事实，但他拒绝接纳狄骥的现实主义国家学观点，也反对凯尔森所主张的规范体系（système de normes），而仅仅含糊其词使用了将共同体成员整体化的组织，以指代国家的起源。诚然，马尔贝格的实证主义未必是唯一的正确，但至少提供了某种逻辑化的理论图层，可有效回避方法论的杂糅主义。

[30]因此，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家的核心要素，不可能存在没有主权的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尔贝格认为，在国家权力体系上，法国模式要远远优于德国模式。[20] 同时，马尔贝格也批判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马尔贝格与耶利内克的国家机关说存在较大区别（参见表2）。为此，马尔贝格创设了国家主权（La souveraineté de létat）和国家内的主权（La souveraineté dans létat）这两个概念，分别对应souveraineté的前两种含义。（3）机关统治力，即在一个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机关主体。

在空间维度上，马尔贝格汲取了德国国家学及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为法国传统的公法学研究加入了全新元素。中国时下的宪法学研究（包括国家法学）也面临着诸多学科方法之争——规范法学与政治法学之争、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辩等，均各持已见，无法说服对方。

[4]观察20世纪中叶后德国、法国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可以发现，前者以权力运行为核心。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马尔贝格国家法学理论对法学意义上国家正当性之证成、国家与国家机关之关系及国家责任制度之完善等议题均有较重大的启发意义。

但马尔贝格拒绝将国民降格为代表，国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正当享有者，而代表仅是国家机关。在中国当下宪法文本中，国家的正当性存在着一定的解释困难：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国家观和人民主权原则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观之间存在可能的抵触。

然而国家机关是如何产生？ 没有国家怎么会产生国家机关呢？故国家的起源（la source de lEtat）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法律概念。马尔贝格认为，立法机关是唯一的国家机关，是表达国家最初意志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在立法机关之下。但是目前，国家法的传统日渐衰落。但遗憾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烙上了强烈的国家主义痕迹，国家并没有承担责任的自觉。

但无论是传统的委托理论，还是改良后的委托理论，马尔贝格均不赞同。社会学意义中的国家学是因果律（une science causale），主要研究历史社会因素如何决定国家的产生、组织和目的。

大革命不仅仅是法国公法的基础，也是现代国家的起源。自此，国民主权下的国家权力实现双重变迁：享有者的变迁与权力性质的变迁。

对此，马尔贝格并不赞同，认为所谓的意志应作狭义解释，即仅为最初意志（Volonté initial），非直接表达最初意志的机关均不属于国家机关。例如，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但从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规定来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显然是国家本身，[71]国家机关不可能成为法人。

对此，马尔贝格反驳道，法律只有在符合宪法的条件下才是合法、有效的，只有在真正的制宪权及宪法权威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保证法律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33]为此，耶利内克对国家机关的类型化投入了极大的学术精力，提出直接机关和间接机关、原生机关和次生机关等概念区分。如果说欧洲大背景下的国家法学经历了光荣与死亡，那么我国的国家法学或许还未真正实现体系化就遭遇碎片化。而到了20世纪中叶，对个人即基本权利的研究开始勃兴。

国家一般理论进入21世纪后命运多舛，相继遭遇解构与复兴。[70]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耶利内克的这一观点剥离了国民的主体地位，是对国民主权的贬损与降格，受到马尔贝格的强力批判。[24]其他国家机关围绕宪法组织的国家而工作，形成国家意志。

马尔贝格认为国民是唯一代表机关，但1791年宪法文本中所构建的君主与国民二元制却与之相悖。此外，直接行使主权与国家的概念无法相容，这是理解马尔贝格国家学说的核心。